关于文化，已经有上百种概念界定。它们各有所长，又足以使人莫衷一是。而这里我们希望讨论的首先不是文化，而是文化学问题。我们注意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多数学者还不太认可有一个名为文化学的学科存在。有不多的大学或科研机构设立文化学系、文化学院和文化研究所，但这个名目之下是否开设有更严格意义的文化学课程则并不明确，而伯明翰大学著名的文化研究中心(CCCS)则已于本世纪初(2002年)被撤销了。有感于此，我想结合学术史或学科史的反思，对文化学建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发表一些评论；通过对思想史上一些大师及其思想的定位，简略勾画一幅文化学学科的地图。

一、文化学主题在哲学中的源头

可以说，所有学科的源头都是哲学。而一般而言，哲学总是以反思的方式面对文化。它总是在思考对象(客体)的同时思考方法或思维能力。于是它从对外部世界的思考反及自身(大写的人或主体)，结合对自身的认识、能力评估而谈论世界；于是有了哲学认识论和人本哲学或哲学主体论。进而哲学又从对人的思考——对人类、个体和社会的思考反及文化。种种文化哲学(例如卡西尔)总是人本哲学的镜像。例如席勒是用艺术来界定人；黑格尔则是用精神现象来界定人的存在。这些都是通过对文化内容的解释来界说人。但这里人与文化是不区分的，讨论文化就是讨论人(人类或个体的集合)。

二、文化学方法在哲学中的产生

哲学对人或文化的思考是辩证的或叫思辨的。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理解是人类存在的方式。这些哲学终于发现并表达了人类最根本最普遍的价值观。它们把先前以宗教的那种情感的、模糊的甚至扭曲的方式感知到的普遍性，用概念的方式和清晰的语言表达出来。然而这些表达还需在持续的对话及相应的社会交往即不断的商榷、论证中得到确认。因此结合种种现实，人们还希望以科学的方式，即经验的、实证的方式在生活中看到它，直至将其充分地落实为更普遍的现实。因为人们见证了自然科学的有效性，相信它也可以作为方法被用来处理传统上由人文学科所处理过的各种社会、文化课题，所以就有了近现代的实证主义哲学和种种社会科学(有学者相信，“实证主义是启蒙的唯一正确道路”)，[1](P378)学者们希望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如观察、实验、测量、分析和归纳等说明并改进人与社会的现状，确认那些普遍的价值，也要求能对各种学科对象予以一种形式化的描述。于是我们有了各种人的科学或社会科学，并且我们也看到了它们形式化地(价值中立地)处理人文课题的能力和效力。实证科学的成果往往更具在社会层面落实的可能。如果我们希望以大致相似的方法去处理文化问题，就会产生一门叫作文化学(culturology)的社会科学。它将通过某种客观的、形式化的方式对种种文化哲学理论(价值内容)予以确认(包含证伪和修正)，并实际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

三、文化学名称的出现

对这个名称还很拗口的学科，美国科学哲学家和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A. White)曾作过强烈的建议，[2]并简单追溯过这个学科学科化努力的历史。怀特被认为是文化学在美国的早期“倡导者之一”，[3]他说自己首次使用“文化学”是在1939年(而《文化科学》的成书年代在1949年)。他把文化学名称最早的使用者追溯到杰出的德国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1915年的《科学的体系》演讲。[4](P42)[注]见《文化科学》中译本，第389页。这使“文化学”有了一个德语名词“Kulturologie”。这位科学家更早是使用另一个德文词“Kulturwissenschaft”表示这一含义。他说14年后，社会学家里德·贝恩也使用了“文化学”的名称。[4]他还特别提到两位中国或华裔学者(程澈雨和黄文山，应为两位人类学家)曾在40年代使用过文化学术语，这使怀特知道了“文化学”的汉语读音。[4](P390)这之后，断断续续有学者使用文化学这一术语，在俄罗斯(苏联)文化学的称呼使用得更正式一些,但其学科内容似要宽泛一些。

四、文化学独特研究对象的确定

文化学(culturology)的称呼要比宽泛的文化科学(science of culture，人类学家泰勒在1871年就使用过)概念更专门，首先要求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如同社会学的称呼直到杜克海姆(Emile Durkheim)在《社会学研究方法论》(1895年)中专门论及并逐渐剥离出一类“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后才逐渐从以前更模糊的人文科学如心理学中区分出来并得到广泛认可，属于社会科学的文化学也需要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可把握才行。文化不仅是人们生活的意义，也是人类、社会及个人成长的普遍性工具或交往介质；这时的文化既非主体又非客体，而是主体间的(很像卡尔·波普所说的“世界3”)。

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社会学的原因在于它往往来自文化人类学，研究早期或偏远小型人类社会的典章制度、习俗、神话、禁忌等。这些文化现象被认为制约着特定社会中的个体行为。这些文化内容都被当作某种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纳入社会学视野。怀特创建文化学的努力也是如此。他自己就是人类学家，他的文化概念基本取自另一位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 Tylor)。但怀特还是抓住了重点，他特别强调了符号(symbol)及符号运用(symbolling)对于文化学研究的意义。他宣布“符号是全部人类行为和文明的基本单位”；“全部人类行为起源于符号的使用”。[2](P21)这是文化学可能区别于社会学(包括文化社会学)成为一个专门学科的关键。

五、符号学的打造

要建构独立的文化学学科，最直接的任务就是要能把文化现象或文化事实从社会现象中剥离出来作专门处理。怀特已经抓到了解锁的关键，却未能得其门而入。作为人类学家，他仅仅看到不同文化或符号系统的内容差异，并努力寻求评估这些差异的民族学、人类学尺度，却未能找到可以衡量这些差异的表达性尺度；他的符号概念是平面而无法解析的。同时在怀特那里，符号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一种心理现象看待。他说“文化系统是由一系列生理-心理事件构成的”；“文化构成一个超生物，或超机体的事件类型”。[2](P14)他的科学主义倾向限制了他的视野。而最终揭示文化系统形式化特征的是符号学家(semiology或semiotics)。他们把符号现象(符号事实)从社会现象和心理现象上区分出来，成为文化学的专属对象。从语词上看，symbol也多被sign所取代。

我们注意到，各种文化概念都是对文化内容的解释、抽象、概括、归纳或分类。例如泰勒的界定：“文化或者文明在最广的种族学意义上是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其他一切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习得的能力和习惯之总和。”[4](P22)又如著名文化哲学家卡西尔，他的符号论哲学主要是对人类广义知识系统进行分类，将语言、神话、宗教、历史、科学、艺术等视为人类文化饼图上的不同扇面。[5](P87)这些文化概念的外延涵盖极为宽泛，具有一种整体性特征，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及各种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往往不能与人的心理活动明确区分，如卡西尔等都十分重视以心理学家对盲女海伦·凯勒语言学习经验的记录为例证。而对较为经验和实证的文化学而言，更为重要的是要能从形式上对文化现象进行解析。如果经验的文化研究是从符号开始的，那么我们就还需要有一个能对符号现象进行进一步切分的系统工具或理论框架。

六、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的符号学贡献

对符号进行系统化描述的工作是由巴尔特实质性展开的。他的主要贡献是，在索绪尔所做工作的基础上，他也选择sign这个西文词表示符号，并进一步明确了符号构成三要素：能指、所指及联系二者的意指关系。他的经典表述是：“能指面构成表达面；所指面构成内容面。”[6](P134)

他更重要的贡献是，看到了“语言”与“神话”的区别。在他那里，神话是一个双层或双重的语言构造。语言作为符号有自身能指和所指两方面；同时这两方面还形成一个新的能指，具有深一层的所指即深层意指。他广为人知的例证是杂志封面上的宣传画：一名身着法国军装的黑人士兵向国旗敬礼。表层的含义只是军人对国家的忠诚，而深层含义则可能是对殖民主义的礼赞。这当然是巴尔特对法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揭露和批判，而其更普遍的含义在于说明，人类文化的高明所在恰恰在于神话而非简单的语言或言语。不少符号学家，如美国的西比奥克(T. Sebeok)和意大利的埃柯(U. Eco)，都较多关注了动物界甚至自然界的信号传递过程(动物的叫声或基因复制)。这样不仅把其符号学理论搞得很复杂，而且分散了对本应重点开展的人类符号现象研究的精力。心理学家曾明确区分过人类两类信号系统：第一信号系统诉诸人的感知觉过程；而第二信号系统诉诸理解。作为文化学理论，我们的符号学研究也强调应主要开展对巴尔特所说“神话”类型符号的研究。具有双层结构的神话才是文化符号的典型形态。

巴尔特还极为强调符号的系统质，说明作为人类文化各级单元的符号具有不断向内容和形式即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展开的可能与动能，向内容面的追究是含蓄意指；而向形式方面的拓展叫元语言。[6](P169～172)[注]Ⅳ. 直接所指和含蓄所指。这样一来，巴尔特实际是揭示了人类普遍文化内容得以不断显现——由不可见(理念或理想)到可见(形象和语词)，进而从可见到成为物质现实(实践及其历史)即被构建或创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由能指所指所构成的符号、每一次使用符号的交往行为都像一根魔棒，可以唤醒、搅动并变更整个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负载着人类的全部文化，通过不竭的符号活动，人们可以理解，也可以批评、创新既有的文化，从而推动文明的进化。通过对巴尔特的学习和阐释我们可以懂得，符号就是文化的存在形式或载体，文化学应是关于符号负载文化的属性、结构、功能或用法的学问。符号是文化的构成(与拆解)单位。更为重要的是，在人类交往中始终处于人们之间的符号能指具有物质性特征，人们可以经验地、具体地把握它。使用符号的过程就是沟通。人们运用符号打造各类文化品；通过对符号和符号产品的分析，就可以了解整个文化的构造，进而开展各种类型具体的文化研究。因此关于符号结构的符号学是文化学的核心内容。人们常常因为文化内容的丰富多彩，就赞叹世上无所不是文化。但如果文化真是无所不在，文化学就无法成立，它仍然会处于一种哲学世界观的状态。而通过符号与非符号形态的甄别、区分，我们可以把文化与社会、心理现象区分开来。我们知道了什么不是文化，也才会有专门的文化学。

七、文化学的主要内容

文化学当然是研究文化(内容)的，但现在我们首先要研究符号，如同我们要进行文学创作首先要学习语文。首先我们在世界观层面可以确定符号在实践中的位置。简单说，实践结构中，符号以其特定的物质形态处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他人之间，并在整个实践活动中发挥不可或缺的系统功能。在人的所有物质实践中，符号交往处于核心位置。人类在符号交往活动的历史中也有意识地保存了大量符号品，即各种文物、文化遗存。在符号论的文化研究中，我们可以暂且将自然、社会和他人的心理观念等存在悬搁在外。同时我们也相信，人类实践活动总体已经在符号系统中被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反省、映射和呈现过。这些想法显然表现出马克思早期关于实践、感性活动、统一科学等思想的影响。[7]

被从种种实践要素中区别出来的文化符号仍然是一个巨大的系统，还需要有一个形式化理论工具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巴尔特的符号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引入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些专门的符号学研究有很长的历史可追溯。在对符号系统进行更完整、更深刻的研究与揭示之前，人们已经开展过对部分符号系统的研究，如语言学或叫语法(句法)学。巴尔特在《符号学原理》的“导言”中说，“符号学知识实际上只可能是对语言学知识的一种模仿”；“其目的只是要从语言学中引出一些分析概念”。[6](P115)

巴尔特的思考是从对索绪尔语言学成就的高度评价开始的。巴尔特说，“索绪尔以前的语言学主要关心在发音演变、词义自发关联和类比作用中研究其历史性变化的原因。因此它是一种有关个别性言语行为的语言学”；“索绪尔以语言的‘多样性和杂乱性’为出发点”。[6](P116)但索绪尔抓住了语言系统或语言结构这个关键性因素。他区分了人们具体言谈中使用的“言语”和作为其间共同结构的“语言”。索绪尔所说的“语言”，“即人们进行交流所必需的规约系统，它与组成它的记号的质料无关”。巴尔特总结说：“语言结构就等于是语言(Laugage)减去言语。”[6][注]索绪尔的表述是：“语言就是言语活动减去言语。”(《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5年中译本，第115页)两者的意思是相同的。

巴尔特充分理解了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普通”(générale，general)两字的含义。索绪尔追求的是一门最“普遍”的语言学，甚至他也是把语言学看作未来符号学的组成部分。[8](P38)巴尔特比索绪尔的追求更强烈，他希望建立一种更“普通”，即更普遍、更抽象、更高层级上的符号学。这种普通符号学不仅能揭示出各种自然语言和方言的内在结构，还要能将艺术语言和今天的计算机语言也涵盖其中。巴尔特对“符号”或“神话”构造的揭示已经让人看到这种概括的前景；而语言科学迄今的充分展开(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修辞学、叙事学……)也印证着这个学科发展的潜力。

我们可以进一步想象的是通过符号构造的分析和对符号功能的理解，各种艺术表现手段也被作为相互可通约、可匹配的符号系统同时调用。例如今天的一位电影导演，可能充分利用电影这种综合艺术的各种艺术表现手段，这时文学、绘画和音乐的“语言”及表现手法服务于厚重、复杂、多重含义的艺术作品表面肌理的塑造。传统美学中表现主义与形式主义、写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理论所强调的艺术表达功能现在被同时用于一件艺术作品的创作。这样我们可以想象，传统的文艺批评及今天广义的文化批评将会获得怎样精准和犀利的批评工具，同时又有多少种类的符号表达作品成为批评的对象，例如时装、建筑、汽车、美食等。传统的文艺批评及美学和语言学一样，可以被纳入符号学构建的统一话语之中。现在我们也可以意识到，克罗齐当时(1958年)把美学称作“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进行的讨论具有多大的语义解释空间。

通过符号学理论来认识文化还有比传统各类别文化分析及语言学研究更新的内容。例如，当我们思考文化符号的能指面会不断元语言化的倾向时，我们还要思考文化作品的复制性产品的特性问题。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解决了计算的问题，也带来符号“界面”即外观形态的重大变革。这里涉及的不仅是文化接受的问题，也会包括文化品创作的技艺问题。未来的艺术作品将更多同时拥有话语、图像、韵律三种符号纬度，而且其创作可能都是通过手工的“键入—发送”(type-send)完成的；而其传播、流通的展示方式又通常都会涉及复制问题。在文化交往过程中，什么是符号作品的原作(原始能指)，这不仅要在哲学解释学层面讨论，更要在社会或市场的环境中加以确定。符号学要对其进行基础研究。

八、文化学对其他文化研究学科的意义

符号学是经验研究的文化学。在符号学方面人们的研究成果不少，但仍然不是很深入。尤其是很多符号学研究过多关注人或动物、生物甚至自然界中的通讯(信息传递)过程，研究个人(心理)的信息接收、发送及加工处理能力，而不是紧扣住符号系统与人类交往活动的对应关系，尤其是类似在传统语言学中更多关住了语音学、语法学，而忽视了修辞研究。巴尔特在提示了“神话”对符号学研究的重要性时，也就提示了神话在使用语言时修辞方式的重要性。我们期待符号学在这方面能产生更多的成果。

然而符号学的文化研究还是给许多与文化相关的社会科学学科带来了新的视野。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许多与文化相关的社会科学学科研究给符号学研究带来更多启迪。这里我们简单提及文化经济学与文化社会学。这是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较快的两个与文化相关的社会科学学科。

(1)文化社会学。自哈贝马斯开始，符号交往就是作为文化社会学、文化政治学、伦理学加以讨论的。伯明翰学派以及国内很多年里的文艺理论或批评也是文化社会学的。这里我们想提及的一个案例是戴安娜·克兰(Diana Crane)。这位美国社会学家起初是研究科学社会学的，著有《无形学院》(1980年，中译本1988年)，讲科学家团体如何通过(不仅通过有形的学术机构，并且通过无形的)社交网络促进研究成果的涌现。后来她的视野慢慢转到文化社会学上来，这时她发现，处于传统社会学边缘的各类文化社会学研究已经对学科社会学发起了挑战，正在成就一个“浮现中的理论视野”(1994年，参见《文化社会学》2006年中译本)。她在研究中特别指出：“在新‘文化社会学’业已力图在无数繁复的脉络背景中给文化概念以精确的定义的时候，主流社会学基本上还继续以经典社会学理论和经典社会人类学的观点来看待文化。”而她自己在看到了印刷物、胶片、和电子媒介等文化产品形态后，倾向使用“记录文化”(recorded culture)这样的概念，这样她才能统一地处理城市环境中的各种文化表达及相互影响。[9]我们在纸质或电子媒体上是否看到了传统文学艺术作品的一个新的能指(或元语言)层面呢？

另一个可以提及的社会学案例是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符号互动论研究。在《日常生活中自我的呈现》(1959年)一书中，戈夫曼是将社会生活及人际交往看作舞台上的戏剧表演。这时人们不仅一般地受到各种社会、文化规范的约束，也会以符号为道具对社会进行对话或博弈，进而创新既有的文化。如果说关注文化制度对个人具有规范作用的社会学是宏观的，那么关注个人对种种既有规范的反抗、改变的社会学就是微观的后者对于个人的符号使用方式会有细致的观察和揭示。[10](P91～99)按照戈夫曼的思路，人们的社会交往也无不使用种种艺术表现手法，对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使用的各种修辞策略需要有更多的了解。

在这些研究中我们看到，新闻报道的文体和电视主持人的出镜模式都构成了统一的符号学应该关注并加以概括的特定系统对象。

(2)文化经济学。社会学与经济学本来就距离不远，宏观经济学讨论的就是经济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问题。而从微观经济学中也已经发展出不少艺术经济学和传媒经济学的成果。掠过这些具体的成就，我们这里也想提到一个案例，大卫·思罗斯比(David Throsby)的《经济学与文化》(2001年)。[11]他谈到主流经济学在处理文化问题时力不从心，很难解释珍贵文物的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不相称问题。从价值论的角度说，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本应是一致或密切相关的，然而在对文化产品进行经济价值评估时，发现这些对象自带了另一套价值尺度，于是导致了“经济学失灵”。当然笔者也看到他很有创意地给出了一个适合经济学家使用的、双重的文化定义。其中第一重含义大约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所说的“一个群体所共有或共享的态度、信仰、传统、习俗、价值观和惯例”(中译本第4页)；第二重含义则涉及对象必须同时具备的三个特征，即“创意”“象征意义”和“知识产权”(同上)。这为对他文化经济学的探索开辟了道路。在笔者看来，思罗斯比所说的第二重含义就已不是对“文化”而是对“文化品”(cultural goods)的界定。相对整体性的文化而言，文化品已经是一种具体的符号形态。确定文化价值在每个具体文化符号或艺术家在每一个作品中的分布与估值是文化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现在关于复制性的大众文化产品及奢侈性的高端艺术品都有较成熟的市场，关于教育工作者的工作也有较成熟的价值评估体系。沿着对这些文化商品价格形成机制进行探索的思路，各种现在看来很难得到激励的艺术创造生产活动也会得到合理的解释，产生新的制度安排。

对一类文化产品估值过高必然导致对另一类文化产品估值偏低。思罗斯比说：“类似科技创新这样的活动是不包括在(文化)定义中的，尽管它涉及了创意，并且能生产可以获得版权或专利的劳动成果，但它一般出于约定俗成的功利性目的，而不是为了交流的意义。”[11](P5)后工业社会及文化经济的蓬勃发展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而且文化产品的新样态中科技成分日益增加。如果更自觉地从符号学的角度切入，如将其作为文化产品表层能指的新层面考虑，科技创新活动是否能被经济学家更体面地看待呢？

九、简单的结语

以符号研究为核心的文化学还像是一个“浮现中的理论视野”,但从它的学科特征及现实意义上看，无疑是大有可为的。与对文化进行宏观解释的各种规范性的人文学科不同，这种文化学是经验性的，可以从经验观察开始。我们根据经验就可以识别大量和大部分的文化符号，尤其是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的符号交往空前活跃，新的符号产品层出不穷。从对这些符号物品(cultural goods)属性、结构等系统质的观察和归纳，我们会对文化的微观运行有更多的了解，也可以更好地使用各种符号工具，参与文化交往及各种社会实践。

文化学是要对各类符号系统进行统一的、形式化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价值中立的，可以为所有的符号使用者提供操作指南。这既有助于人们清晰认识各种既有文化传统的具体内容，又有助于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与各种传统文化进行积极互动。了解了文化内容的符号构成方式，人们既可对其加以更精致的构建，也可对其加以必要的解构(批判)，从而让人类文明向更高层次跃升。文化学符号研究的不断深化也有助于各相关文化学科研究及广义文化批评的推进。我们愿继续关注并参加到这个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进程中去。

[1]维多利亚·亚历山大.艺术社会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2]怀特.文化科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3]曹锦清，等.文化科学·译后记[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4]纽宁,等.文化学研究导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

[5]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6]巴尔特.符号学原理[M].北京：三联书店,1988.

[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9]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文化[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10]菲利普·史密斯.文化理论——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1]思罗斯比.经济学与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文章来源：文化学刊 网址: http://whxk.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95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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