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体学意义上，小说是与诗歌、散文、戏剧并列的文体，是“以散体文摹写虚拟人生的自足的文字语言艺术”，“它的最大长处，是能摹写任何形态的人生幻想”。[1](P6-23)具有“深入细致的人物刻画；完整复杂的情节叙述；充分的环境描写”等特征。[2](P199)在现代西方文学理论语境下，小说的内涵与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界定。
但在此前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古人对于中国古代小说内涵的界定众说纷纭，小说观念多元并存。后来经过多代学者的努力，中国古代小说的内涵定位得到诸多阐释，但论及古代小说时，始终存在意义纷繁的现象，给小说史以及小说理论研究带来极大的困扰。现笔者将中国古代小说概括为文化学和文体学两种内涵。
一、具有文化学内涵的中国古代小说
(一)先秦时期作为浅薄言论的小说
学界普遍认为，先秦时期的“小说”没有文体学意义，只具有基于一种价值判断的言论内涵。
追溯语源，“小说”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3](P925)对于这句话，陈鼓应先生在《庄子今注今释》中解释为：“修饰浅识小语以求高名，那和明达大智的距离就很远了。”[4](P708)“小”，指的是其言论内容体现出一种与当时官方价值标准相违背的“小道”。
庄子之“小说”观是先秦时期学人的共同观念，荀子的“小家珍说”表达了与庄子相同的小说观。《荀子·正名》：“凡人莫不从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从道者，无之有也。假之有人而欲南，无多；而恶北，无寡。岂为夫南者之不可尽也，离南行而北走也哉？今人所欲，无多；所恶，无寡，岂为夫所欲之不可尽也，离得欲之道而取所恶也哉？故可道而从之，奚以损之而乱！不可道而离之，奚以益之而治！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5](P429)庄子所谓的“小说”，是与知(智)者所论之道相悖的小道，是所谓的奇谈怪论之语。
先秦时期，与《庄子·外物》《荀子》持相似小说观念的还有《论语·子张》：“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6](P454)
因此，笔者认为，该时期关于小说表达的都是一种具有浅薄琐屑之特点，在价值判断上与当时的“大道”“大达”相对立的浅薄言论。这种具有浅薄言论内涵的小说观，是中国古代小说文化学的内涵之一。
(二)两汉时期作为思想流派的小说
两汉时期，桓谭《新论》和班固《汉书·艺文志》皆称小说为“一家”，但笔者认为，此时的小说仍然不具有独立文体内涵，而是一种表面上与其他诸家并列，但在内容上仍旧浅薄的思想流派。这种具有思想流派特点的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作为文化学内涵的表现之二。
桓谭《新论》有云：“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7](P1088)这里，桓谭将小说称为一家，且其“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这似乎与先秦时期斥小说为小道的观念大不相同，但实际上，桓谭对于小说仍然带有鄙薄之意，这从“丛残小语”和“短书”中便可体现出来。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小说家有了进一步说明。班固将诸多学术流派分为十家，小说家位列诸子略中之一。诸子略各小序云：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
……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8](P1728-P1745)此时的小说仍然只具有文化学内涵，指的是与九家诸子并列的思想流派。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汉书·艺文志》将小说列为诸子略之一，但其地位并不高。
结合桓谭、班固的小说观，笔者认为，两汉时期的小说观是对先秦时期庄子所谓“小说”、荀子所谓“小家珍说”、孔子所谓“小道”的延伸，基本继承了先秦时期对于小说的基本价值取向。只是在两汉时期，班固将这种“刍荛狂夫之议”的小说列为诸子之一，尽管地位仍然不高，但却具有思想流派内涵，此即所谓中国古代小说文化学内涵之二。
(三)魏晋南北朝到清代时期作为具有史学意识内涵的小说
从魏晋南北朝到晚清，学人对于小说的看法非常复杂。魏晋时期，学人大致承袭两汉时期班固的小说观，这种带有史学内涵的小说观直至清代仍然被继承。当然，对于小说，也有另一种看法，即在宋代，洪迈于《容斋随笔》中表达了不同于传统目录学家和史学家、具有文学文体意识的小说观，并在其后世得到了不少追随者。在本部分，笔者将着重介绍前一种具有史学内涵的小说观，这种小说观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文化学内涵之三。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本部分介绍的从魏晋时期到清代的具有史学内涵的小说不具有文体意识。魏晋时期，学人在谈及文体时，均没有提到“小说”这个概念。因此，魏晋时期的小说仍不具有文体特性。从隋唐到清代，小说观念五花八门，在分类上也杂芜不纯，陈洪先生在《中国小说理论史》中将这种杂芜不纯的小说称为“杂纂小说”。[9](P16)“杂纂小说”从内容到文体庞杂不纯、参差不一，具有一种泛小说化的倾向，与现代西方文体学定义的小说文体有很大差别。在《隋书·经籍志》中凡是不能为当时中心文化所容的，统统被归于小说名目之下，于是小说类便成为了大杂烩：既有《燕丹子》《世说新语》等具有文学性的叙事类作品，也有《俗说》等非文学性作品。唐人刘知几《史通》同样也体现了这时期小说的“杂纂”性质，其《杂述》云：“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从来尚矣。爱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日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于是考兹十品，征彼百家，则史之杂名，其流尽于此矣。”[10](P456)其所列小说十类，只有“逸事”“琐言”“杂记”三类类似于现代所说的志人志怪小说，其余的七类与现代小说丝毫没有任何联系，这就反映了当时小说作为一种复杂文类的事实。此后，宋代《新唐书·艺文志》、元代《宋史·艺文志》对于小说的分类上都保持了小说的“杂纂”状态，《宋史·艺文志》甚至将画图、花木谱、诗话等列入小说。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对小说进行了明确定义并做了分类处理，但小说仍逃不开杂类命运。其云：“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理道，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而不知最易混淆者小说也。”[11](P149)可见，小说属于子书之流，但是兼有经、史、集的某些特点。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将小说分为“杂事”“逸闻”“琐语”三类，从内容上看，大凡不入经史子集的作品，都划入小说一类。
魏晋南北朝到清代的小说虽然“杂纂”，但正是这种“杂纂”特征，从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此时的小说史学内涵。上文谈到班固提出“小说出于稗官”说，即由“具有附属性质的低级官吏”“考百事于朝”写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班固的史学意识，这对于魏晋六朝时期的小说创作和小说批评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魏晋出现了志人志怪小说，尽管在今天看来其内容涉及虚构，但在当时却是靠作者实地走访、搜集记录而来，作者并不认为其中有虚构和编造成分，所以仍然以“史”相待，既然为“史”，那么具有征信特征就成了当时小说批评的重要原则。《西京杂记》云：“洪家世有刘子骏《汉书》一百卷，……先人传之。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得缔构而亡。……试以此记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有小异同耳。并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今抄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裨《汉书》之阙尔。”[11](前言)《西京杂记》本是一部记录琐闻轶事的笔记小说，作者称其本是刘歆写《汉书》的材料，还说班固的《汉书》“全取刘书”，只“有小异同耳”。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认为《西京杂记》的内容是可信的，是为了补救史书之缺失，这样一来就提高了《西京杂记》的身价。由此可见，“以裨《汉书》之阙尔”表明了小说曾经被作为史的补充来看待。基于这种观点，魏晋六朝人做小说常常与史相比附，如干宝的《搜神记》中尽管有“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目睹也”，但毕竟“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且认为“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这些都足以看出魏晋六朝时期小说的史学内涵。
到了唐代，史家意识仍然占据主导。刘知几《史通》云：“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自太初已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此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10](P450)《新序》《说苑》皆为带有文学性质的故事集子，刘称其为“当代雅言”，认为其“事无邪僻”，并且“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这样看来，小说作为史之补充的性质就十分明显了。唐代，不仅小说批评方面持史观，连小说创作也被史家意识支配。作者运用史家笔法，记叙世间故事，且强调所叙确有其事。如《南柯太守传》中作者申明：“询访遗迹，翻复再三,事皆摭实，辄编录成传。”[12](P32)但实际上，《南柯太守传》完全是充满虚构的小说，作者的申明不过是受当时带有史家意识的小说观的影响。
到了明清时期，虽然存在艺术小说观，但以史学意识规范小说的现象仍然存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纪昀坚持对小说以征信标准来要求。如其评价王嘉的志怪小说《拾遗记》时写到：“嘉书盖仿郭宪《洞冥记》而作，其言荒诞，证以史传皆不合，如‘皇娥燕歌’之事、‘赵高登仙’之说，或上诬古圣，或下奖贼臣，尤为乖迕。”[13](P1207)由此可以看出，纪昀是以是否符合真实历史、是否有助于教化来衡量小说的。另外，当时作为通俗小说的大盛时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小说类中居然不见半点通俗小说的影子，这也可以说明编者的史家意识在小说批评上的反应。
总而言之，魏晋到清代，小说作为一种“杂纂”，史家意识根深蒂固，这种史家意识使中国古代小说长期处于正史的附庸地位，对现代文体意义上的小说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即所谓中国古代小说文化学内涵之三。
二、宋代到清末民初：作为文体学内涵的小说
上文提到，宋代开始，已有可靠资料表达了不同于传统目录学家和史学家、具有文学文体意识的小说观。笔者认为，唐人在作小说时，未尝不知道虚构必不可免，而且在创作实践中也确实运用了虚构手段，只是在史学框架下，他们唯恐小说再次落入“小道”之流，因此在内容上一再强调征信。而宋人由于生活在一个传统文化体制逐渐崩溃的时代，唐人所持有的小说史学观在他们这里不免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因此，小说自身所具有的文学素质在宋人这里得到了体现。洪迈《容斋随笔》有云：“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不必颛门名家而后可称也。”[14](P67)可见，洪迈的小说观念已与现代小说概念所强调的文学因素高度重合：在内容上强调“情事”，即叙述情感的故事；在创作手法上强调“假托”，即想象虚构；在风格特征上，思致宛转，“凄婉欲绝”。
明清时期，小说逐渐跨越了体制短小这一形态局限，开始泛指一切虚构的叙事作品，出现了大型长篇小说或章回小说，且前代文体学意义上的小说观得到了继承。《蜃楼志》云：“小说者何？别乎大言之也。……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然则，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正宗也。”[15](序)表面上看，此言仍在重复“大”“小”言之论，但笔者认为，这是为了强调小说的内容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方一隅”“琐碎闲谈”，表现了现代小说观上的个人经验叙事，这与“刍荛狂夫之议”有相当大的区别。以《水浒传》《金瓶梅》《三国志演义》《红楼梦》等长篇小说文本为依据的小说评点，更是构成了相比前代更为独立的小说话语理论体系。如金圣叹点评《水浒传》，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有云：“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16](P284)在这里，金圣叹明确了史与小说。史，是记载已经发生过的史实；而小说，却可以凭借想象和虚构，“顺着笔性去”，叙述可能发生的事情。“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更体现了从典型人物的个性化角度去评价《水浒传》，体现出其前卫的批评意识。对这一时期的小说评点，有学者指出，“如果说魏晋时期诗文理论的阐发是中国文论史上的第一次文学的自觉的话，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则是第二次文学的自觉。”[17](P79)
以上内容即是中国古代小说所具有的文化学和文体学内涵。尽管现在关于中国古代小说内涵的争议依然存在，但笔者认为，应从具体问题出发，探讨不同时期的不同观念，并进行细致的辨认，在学术讨论中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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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学刊 网址: http://whxk.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956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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