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是我国首部编年体著作，首创以时间为经、以人事为纬的史著撰述方式，详实地记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及诸侯国的兴衰更迭，生动地展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观念、文化制度和文化成果；集庄严典雅及生动叙事的风格于一身，形成了重述少作、以事释义的独特风格，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晋贺循赞之曰：“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1]唐代刘知几赞曰：“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2]《左传》诞生至今2400多年，一直是人文学科重要的研究对象，形成了“左传学”以及“左传学”文献体系。截至目前，经学、史学、文学等领域的《左传》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从文化学和文本流变角度对《左传》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相对缺乏。为此，本文尝试从文化学和文本流变角度对《左传》做一探索，以期对有关研究有所裨益。

1 《左传》是先秦文化的生动写照

文化(Culture)，有养成、化育、成长、栽培诸义。于人类而言，小至个人团体，大至民族、国家，甚至整个人类而言，文化是其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以及它们产生的影响和结果。文化学就是研究文化的起源、演变、传播、功效及本质，总结文化的个性与共性、特殊规律与普遍规律的科学。文化包含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化的内核，即文化的价值观，也称为文化的核心理念；二是文化的制度体系，也称为文化的结构框架，其作用是规范文化体成员的活动，循其核心理念要求的轨道运行，实现文化的价值追求；三是文化的器物层，即实现文化价值所必须的各种工具，是文化的物化体现[3]。文献，尤其是对文化具有开创与奠基作用的元典文献，精萃和呈现文化的核心理念和制度规范，是母体文化达到高度文明的精华。《左传》就是一部精萃我国先秦文化精华的元典文献，其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1)《左传》传布了以“仁”“礼”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仁者，人也。”仁就是对人之生命与人性的认可和尊重。持仁循礼是春秋时期儒家遵守与维护的核心理念，也是《左传》记事论理的重要内容与核心准则。《左传》共提到“仁”35次，对“非仁”之人与事的批判更多[4]。《左传》主张的“仁”立足于真实的人，明确宣示作为大众的“民”之重要性。“民，神之主也”，把平凡的民置于至高的神之上。儒家代表人物子产有言：“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利人安民是治国准则。孔子赞扬子产宽政待民是“古之遗爱”，晏子为民请命是“仁人之言”，邾文公为“利于民”而不怕缩短自己生命的行为是“知命”之举[5]。《左传》中“仁”的理念是基于普遍的人性之善和儒家的政治伦理。儒家倡导“礼”的目的是实现个人、团体、国家的有序运行，为“仁”理念的实现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左传》提到与“礼”相关的言论、人物与事件共462次[5]，可见“弘礼”是《左传》最重之“大指”。《左传·昭公十二年》载：“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克己守礼就是仁，楚灵王败礼不仁，待民如寇仇，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左传·隐公十一年》直陈“礼”的作用：“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意即礼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与社会秩序的制度工具，守礼即仁。正如钱穆所说：“凡当时列国君大夫所以事上、使下、赋税、军旅、朝觐、聘享、盟会、丧祭、田狩、出征，一切以为政事、制度、仪文、法式者莫非礼。”[5]礼即规则和秩序，关乎个人福祉，更关乎社会发展。与《谷梁传》《公羊传》空泛地以言释礼相比，《左传》以史释礼的方式显得真实生动。

《左传》所载礼制涉及王庭之礼、诸侯之礼、君臣之礼、朝仪之礼、祭祀之礼、战阵之礼、家庭之礼等。无论公域私域，人人在礼制范围内活动，其例不胜枚举。《左传》用仁的精神，对违反人道的、旧的礼制内容予以批判和否定。比如，秦穆公去世，秦人以177 名精英殉葬，《左传》认为此举非礼不仁，尽丧人心，导致秦国霸业衰落[5]。又如，晋国大夫魏犨之子魏颗违背其父临终时将小妾殉葬的遗命，将该小妾出嫁。后来秦、晋发生战争，魏颗担任晋军主帅，迎击以杜回为主帅的秦军。战斗中杜回被结草绊倒，成为晋军俘虏，小妾去世之父托梦魏颗，说为报救女大恩，结草绊倒杜回，助其建功[5]。这些记述表达了《左传》以“仁”“礼”为核心的价值观和秩序观，是研究春秋时期“仁”“礼”文化的宝贵资料。

(2)《左传》记录了春秋至战国初期华夏文化制度的实施与变迁。文化制度是指生活在一定地域内的个人、团体，以至最高统治者治世守国所恪守的思想行为规则和法令规范等。文化制度的功能在于维护所有个人、团体、阶层彼此关系的有序稳定，为其生存与发展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文化制度分为意识化的软制度和文本化的硬制度两种类型。文化软制度指约定俗成，为所有个人和团体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虽然没有成为文本法典，但却被所有成员认可和遵守的文化意识。文化硬制度是指用文本形态发布，要求所有个人与团体必须遵守的文化法典。《周礼·秋官·大司寇》记载：“大司寇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鄙都，乃悬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象法。挟日而敛之，凡邦之大盟约，莅其盟书，而登之以天府、大史、内史、司会及六官，皆受其贰而藏之。”[6]这段有关法律文化建设的记载，就是西周文化制度法典化的经典范例。

《左传》及其征用的文献是先秦文化法典化制度的精华，这些文献包括鲁国所藏“史记旧闻”和子夏所得的“百二十国宝书”，名目可考者达数十种，如“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夏训”“太誓”“训典”“易象”“象魏”“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鲁春秋”“语”“世”“令”“制”“秩官”“周秩官”“帝系”“军志”“禹刑”“法”“郑刑书”“虞箴”[7]。这些文献逐渐萃化为《易》《书》《诗》《礼》《乐》《春秋》《左传》及其它文史经典，成为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法典化的文化制度。

《左传》的丰富内容为后人考证春秋时期华夏文化的真实状态提供了宝贵的史料。这些史料既有世代相传、规范人们行为的文化软制度，也有作为文化硬制度的成文法典。《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5]

这段文字是吴国公子季札访鲁期间观赏周乐的一段音乐评论，是春秋时期诗歌、礼乐文化的经典篇章，生动地展现了音乐的文明教化功能。从中也可以看出流传至今的《诗经》文本在季札之前，至少是《左传》成书之时，已经形成完整的结构和成熟的风格。《左传》有关“诗”“乐”文化的记载，证明春秋时期诗乐文化自下而上的普及程度。不同地域不同阶层都有属于自己的“诗”与“乐”，无论是处于庙堂的君子诗乐教化，还是处于山林的农夫低吟浅唱，都是当时社会文化的生动反映。这种抒发人们情感的原生态诗歌文化，经过官方整理，形成了以《风》《雅》《颂》为名目的教化法典。《左传》也涉及祖宗祭祀、神灵祭祀、权位继承、君臣礼仪、外交礼仪、战争礼仪等上层社会的文化制度，以及中下层的生产方式、职业类别、家庭结构、器物制造等内容，都是春秋时期文化制度及其实施的真实写照。

(3)《左传》是记载春秋时期器物文化的宝库。为用治器、以器载礼是儒家器物文化的主要特色。一种文化所属的器物用品，既有实用功能，也凝结了其价值理念。《左传》所载器物依其价值系统的功用分为3种类型：一是举办国家大事所用器物。“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对宗庙、社稷、天地、神灵的祭祀和有关政权安危的征伐、防御等军事活动[5]。用于这些活动的建筑、器物及装饰符号成为政权的象征，如太庙、路寝、陵墓之类建筑。二是代表社会成员层级的袍服冠冕仪仗之类物品，如衮服、冠冕、黼黻、纹章、车马、仪仗等。三是象征权位与身份的器具，如玉类制品圭、璋、璧、琮、琥、璜、珽、珏、环、瑗、玦等，玉兽类制品龙、象、虎、熊、鹿、羊、猪等，青铜制品钟、鼓、鼎、簋、鉴、卣、豆、釜、壶、爵、斝、觥等[8]。《左传》既全面记载了周天子诸侯等贵族的器用文化，也记载民众的器用文化，是考察先秦物质文化的宝贵文献。

2 《左传》文本的千年争论

由于《左传》历时久远，文献毁坏与佚失严重，以及研究者立场的歧异，两千多年来，有关其文本性质、作者和成书时间异见纷呈，亟待厘清。

(1)汉代以来大量学者赞同《史记》《汉书》记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为孔子所撰《春秋》而作的阐释性著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西周末年天下大乱，周室衰败，诸侯“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姿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9]。这说明4个问题：一是孔子欲改变“诸侯姿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的局面，为“明王道”而订《春秋》；二是孔子利用各类官府文献，以鲁君纪年为序，鲁国十二君为传主，记叙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共242 年的文化史纲，名曰《春秋》；三是《春秋》大义是恢复“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的周公之制；四是左丘明忧心孔门众弟子观点歧异，歪曲孔子《春秋》真义，撰《左氏春秋》以史实阐释《春秋》之理。

《汉书·艺文志》曰：“《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公羊》、《谷梁》二家。《左氏传》三十卷。左丘明，鲁太史。……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10]班固与司马迁对《左传》作者及著作目的见解大同小异。第一，都认为孔子利用周鲁官府“史记旧闻”作《春秋》，以训弟子。第二，司马迁指出《春秋》“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班固指出《春秋》“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都指出孔子有所隐讳，未能尽书大义。第三，都认为左丘明担心儒门众弟子以己义解读《春秋》，因而自己对《春秋》做出权威解读，成《春秋左氏传》。第四，司马迁基于孔子“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11]的赞誉，称左丘明“鲁君子”；班固则称“左丘明，鲁太史”，官至太史，位高识广，亦是“君子”。司马迁和班固有关《左氏春秋》或《左氏传》的记载是数千年来众多学者主张《左传》作者为左丘明的最权威证据。汉代张苍、贾谊、刘向、刘歆、桓谭、王充、贾逵、郑玄、服虔，三国时期蔡邕、王肃，晋代杜预、贺循，唐代孔颖达、陆德明、刘知几、司马贞，宋代苏洵、苏轼、苏辙、吕祖谦，清代朱彝尊、毛奇龄、纪昀，当代学者赵生群等，都主张左丘明是《左传》编撰者或主撰人。

(2)唐以来不少学者对《左传》撰著者和撰述目的进行了质疑，开展了热烈讨论。

①唐代啖助、赵匡、陆淳开了怀疑和否定左丘明编撰《左传》之先河。他们认为《春秋》三传未能准确传释《春秋》之义，尤其严厉批评《左传》“未达《春秋》之大指”。啖助认为，左丘明以各国史策记闻传释《春秋》的内容，在当时并未形成文本，只是以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播。汉晋以来的《左传》文本是“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逐渐演变成书的产物。赵匡直接否定左丘明撰著《左传》的结论，甚至批评道：“观左氏解经，浅于《公》《谷》，诬谬实繁。若丘明才实过人，其宜若此？推类而言皆孔门后之门人。但《公》《谷》守经，《左氏》通史，故其体异耳。丘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耳。……刘歆以为《春秋左氏传》是丘明所为，且迁好奇多谬，故其书多为《淮南》所驳，则以刘歆私意所好，编之《七略》。班固因而不革，后世遂以为真。”[12]赵匡否认《左传》为左丘明所撰的主要理由是《左传》释经“浅于《公》《谷》，谬误实繁。……记事多诡异不伦，序事又多诡刺，……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浑然难证”。他认为《左传》低劣，出自平庸的“孔门后之门人”，并非贤人左丘明所撰。虽然啖、赵二人的结论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开启了重考《左传》撰著源流及其与《春秋》关系的新潮。

②宋元明部分学者否定《左传》出自左丘明。宋代部分学人因循唐人啖助、赵匡、陆淳对《左传》的否定与批评，走上了“舍传求经，轻事重义”的学术路径。理学家程颐对啖助、赵匡、陆淳的《左传》研究给予高度赞扬：“唐陆淳得啖先生、赵夫子而师之，讲求其学，积三十年，始大光荧，绝出于诸家外。虽未能尽圣作之蕴，然其攘异端，开正途，功亦大矣。”他也主张“《左传》非丘明作”[13]。陈振孙赞曰：“汉儒以来，言《春秋》者，惟宗三传。三传之外，能卓然有见于千载之后者，自啖氏始，不可没也。”[14]程颐、陈振孙的观点对宋代《左传》研究方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王应麟《困学纪闻·六》记载，王安石有“《春秋左氏解》一卷，证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今未见其书，不知十一事何据？”王安石《春秋左氏解》已散佚，其十一事也无从考辨[15]。叶梦得在《春秋考·卷三》中指出，撰《左传》者“殆战国周秦间人也”[16]。郑樵认为《左传》是“六国间楚人”所撰。与众多重经轻传的学者不同，朱熹看重《左传》以史实解释《春秋》的价值：“看《春秋》，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之大义。”[16]但他囿于《左传》对孔子身后事例的记载，主张撰《左传》者是“楚左史倚相”[16]。吕大圭则说：“与圣人同者为左丘明，而传《春秋》者为左氏，该有证矣。或以为六国时人也，或以为楚左史倚相。”[16]元明经传研究者承续唐宋重义理、轻考据的方法，对《左传》撰者多袭唐宋之说，直到清初考据学大兴才扭转了义理至上、否定《左传》及其修撰者为左丘明的学风。

③清初，包括《左传》在内的经学研究由宋元明的高谈义理转向以经传溯源、训诂名物章句为主，顾炎武、马骕、高士其、陈厚耀等或从文字、史实、官制、历法、礼仪、氏族、兵制、器用，或从补逸、考异、辨误、地理、史实、人物、世族等角度重归《左传》文本研究。清中期《左传》研究更是高潮突起，标志是乾隆敕命纪昀主持编修《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既是对中国古代学术成果的清理和总结，也是对后来学术活动的引导和规范。《四库全书总目》高度认可《左传》以史释经的学术理念：“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儒者好大言，动曰舍传以求经，此其说必不通。”[17]既指出了《左传》对阐释《春秋》不可替代的作用，也矫正了唐以来对《左传》撰著者及其学术价值的否定。《四库全书总目》对《左传》的积极评价既是官方态度，也代表了清中期大批学者对《左传》的观点。清后期，随着社会环境转变和满清皇权衰弱，《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主导的学术风向发生转变，一批忧时济世的学者重拾汉宋今文学派立足现实政治，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理论与方法，对明末清初及《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训诂、考据学进行了反动。方东树的观点最典型：“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心已行，推之民人国家了无益处，图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18]晚清对《左传》传释《春秋》观点持批判态度的代表人物有刘逢禄、龚自珍、廖平、康有为、崔述等。刘逢禄在《左氏春秋考证》中对左丘明以《左传》解释《春秋》的观点予以否定，用系统考据方法对《左传》作者、《左传》与《春秋》的关系、传授源流问题进行了论证。刘氏认为：“《左氏春秋》尤《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直称《春秋》，太史公所据旧名也。冒曰《春秋左氏传》则东汉以后之以讹传讹者矣”[19]。意即《左传》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一样，是普通史书，并非《春秋》之传。刘氏还说：“左氏以良史之材，博文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得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左氏不任咎也。……《左氏春秋》……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所据旧名如此，故西汉太常博士皆以为不传《春秋》。其改称《春秋左氏传》，盖始于刘歆《七略》，而东汉人以伪传伪。观其文辞瞻逸，史笔精严，才如迁、固，有所不逮。……鲁君子左丘明非《论语》之左丘明，……左氏为战国时人，故其书终三家分晋。”[19]刘逢禄给自己的观点铸造了一个逻辑链条：左丘明与孔子无关联，自然与《春秋》无关联；《左氏春秋》之“左氏”是战国时代的人，《左氏春秋》只是普通史书，与《春秋》无关；刘歆利用改变编撰体例、添加释经内容、变换书名的方式把《左氏春秋》变成《春秋左氏传》。他的观点得到龚自珍、廖平、康有为、钱玄同、顾颉刚、徐仁甫等人的认可。这一结论立足于众所周知的有限史料，缺乏确凿的史料支持，无法推翻《史记》《汉书》关于左丘明撰著《左传》的权威记载。

④左丘明撰《左传》的主要内容，历经多代学者整理补益，成书于战国时期。这种观点是立足于司马迁、班固的确凿证据，结合《左传》发展状况而得出的结论。清代顾炎武、姚鼐及今人沈玉成持此观点。顾炎武指出：“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史之所不书，则虽圣人有所不知焉者。”[20]顾氏观点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很大影响。姚鼐认为：“《左传》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自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盖后人屡有附益，其为丘明说经之旧，及为后人所益者，今不知孰为多寡矣。”[21]章太炎、陈澧、张心瀓、钱穆、郭沫若、童书业、徐中舒等支持此类观点。笔者认为，这个观点最接近《左传》文本撰著与流变的实际状况。

3 《左传》关键文本的梳理

自《史记》记载左丘明撰《左氏春秋》以来，产生了诸多《左传》文本。梳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本，为《左传》研习者提供重要文本清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2019年笔者耗时半年，在阅读大量《左传》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遍查国内外公私藏书目，以及拍卖动态，甄选出22种《左传》关键文本，概述如下。

(1)《左氏春秋》，左丘明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春秋末年孔子欲改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局面，维护周公礼乐制度，观鲁国“史记旧闻”，成《春秋》万余言。左丘明担心孔门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遂撰《左氏春秋》以保《春秋》之义。

(2)《左氏春秋·襄公九年-襄公十年》，残件，左丘明撰，浙江大学考古博物馆藏。文本为战国残损竹简，曾流出国外，2009年由浙江大学校友购回捐赠母校，缀合竹简160 枚，其中120余枚3，100字为《左传·襄公九年-襄公十年》内容。经简牍学者用文献学方法，碳-14测定、古今墨迹对比分析、材料学方法综合检验，这批竹简乃战国时期《左传》文本，是研究《左传》文本演化的宝贵史料[22]。

(3)《左氏传》，30卷，左丘明撰。西汉北平侯张苍进献朝廷，西汉末年刘歆发现于秘府，“治《左传》引传文以解经”，建议立于学官，因今文学派抵制而失败。东汉贾逵、郑兴、郑众、崔瑗、许慎、马融、卢植、郑玄、服虔等研习传布《左传》，风潮远盖《公羊》《谷梁》二传。

(4)《春秋左氏解谊》，31卷，今佚，东汉服虔注。服虔注《左传》成为东汉至南北朝间学者研习《左传》的重要文本。西晋杜预注《春秋左传集解》问世，服注本与杜注本并行。随着唐代孔颖达推崇杜预注《春秋左传集解》以及孔氏《左传正义》问世，服注《左传》逐渐亡佚。

(5)《春秋左传解谊》，残件，东汉服虔注，六朝手写本，吐鲁番出土，日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本残件是服注《左传》唯一实物[23]。

(6)《春秋经传集解》，30卷，西晋杜预注，六朝写本，卷轴装，日本金泽文库、红叶山文库、皇宫御库次第庋藏。日本岛田翰认为此文本为六朝至宝，当代学者杨伯峻认为金泽文库本是六朝人手写的，且首尾完具，可说是最有参考价值的版本[24]。

(7)《春秋经传集解》，残件，1轴(卷)，西晋杜预注，北齐写本，卷轴旧装，日本藤井齐成会有邻馆藏。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卷二部分内容，卷末杨守敬题“北齐人书左氏传共七纸一百四十六行 惺吾记”，题尾钤“杨守敬”阴文印一方。杨守敬赴日访书得见，重价携归，后再由日本内藤湖南携往日本[25]。

(8)《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西晋杜预注，唐写本，敦煌藏经洞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节本》，残件，唐写本，敦煌藏经洞出。《春秋左传正义》，残件，唐孔颖正义，唐写本，敦煌藏经洞出。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第三册“群经类左传之属”收录散落世界各地的《左传》残件[26]。

(9)《春秋左传正义》，60卷，西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疏。为孔颖达主持编修的《五经正义》一种，以杜注《春秋左传集解》为主，汇集前人成果精华，是截至唐代的《左传》研究成果集大成者。

(10)《春秋经传集解》，30 卷，西晋杜预注，宋嘉定九年兴国军学刻，日本皇宫御库藏。3～4 卷、20～21 卷、26～28 卷为补抄本。钤印“枝山”“允明”“金澤文庫”“井口氏圗書”“文炳珍藏子孫永保”“牀头一壶酒更能几回瞑”“建芳馨兮廡門”“宫内廰書陵部图书寮文库藏”等印。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有《春秋经传音义》宋本5册，钤“金泽文库”印，为此文本散出者[27]。

(11)《春秋左传正义》，36 卷，西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疏，宋庆元六年绍兴府刻，宋元递修本，国家图书馆藏。存世孤本。该本半页8行，为与后世半页10行区别，称“八行本”，质量远高于同期之十行本以及后来的各类版本。

(12)《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传句读直解》，亦名《春秋左传纲目》，70卷，南宋林尧叟注音解义，南宋刻印。民国藏书家查燕绪、徐博明相继庋藏。《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善本书目》未见著录，是存世孤本。抗战期间徐氏藏书星流四散，此书下落不明，2004年现身西泠印社秋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28]。

(13)《春秋经传集解》，30 卷，西晋杜预注，宋抚州公使库刻印，第1～2卷、第19卷藏国家图书馆，第3～18 卷、第20～30 卷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半页10行，行16字，版心镌字数与刻工姓名，钤乾隆“五福五代堂宝”“八徵髦念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古希天子”等。

(14)《春秋经左氏传句解》，残存第35～38卷，西晋杜预注，宋林尧叟疏，宋刻。半页10行，行22 字。潘景桢于民国年间购自北京厂肆，2003年、2009年两次现于北京古籍善本拍卖专场。各类书目未见同类文本著录[29]。

(15)《春秋经传集解》，30 卷，西晋杜预注，唐陆德明释文，南宋余仁仲万卷堂刻。半页11行，行17字。曾流传日本，后归国，现藏台北“央图”。

(16)《春秋经传集解》，30 卷，西晋杜预注，宋末元初相台岳氏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海内孤本，半页8行，行17字。白文无注，字大如钱。

(17)《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60卷，西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释文，南宋刘叔刚刻印，国家图书馆藏第1～29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第30～60卷。半页10行，行17字，注文小字双行，行23字。钤“史氏家传翰院收藏书画图章”“毛褒之印”“养正书屋珍藏”“兼牧堂书画记”“谦牧堂藏书记”[30]。

(18)《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60卷，西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释文，元初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半页10行，行17字，注文小字双行，行23 字。版心上镌本页大小字数，中镌“秋疏幾”，下镌刻工名。刻印精良，反映了元十行本的面貌。

(19)《春秋左传注疏》，60 卷，西晋杜预注，唐陆德明音义，唐孔颖达疏，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印，曲阜孔府藏。半页10行，行21字，注文小字双行，单行21字，版心上镌乾隆四年校刊，中镌书名卷次，下镌页码。正文起首黑底白字标示经、传、义、疏、注、音诸项。刻字精良，为武英殿刻书代表作[31]。

(20)《春秋左传注疏》，30册(原60卷)，西晋杜预注，唐陆德明音义，唐孔颖达疏，清同治十年广东书局据武英殿本重刊本。为阮元以武英殿本为蓝本，以公私藏善本详加勘校之重刊本。半页10 行，行21 字，注疏小字双行，单行21字。四周单边，版心上镌“乾隆四年校刊”，中镌书名卷次。刻印精良，质量高于乾隆四年本[32]。

(21)《春秋左传注》(修订本)，4 册，大32开，杨伯峻编著，中华书局2009年10月版，有平装、精装。吸收前人和考古成果，是历代《左传》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

(22)《春秋左传新注》，上下册，大32 开，赵生群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版，精装。对《春秋》《左传》详加校勘、考证和训释，后附《导论》，梳理历代《左传》研究成果，对《左传》主要争论进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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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学刊 网址: http://whxk.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956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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